这一现代的理解和定位，不只是西方学者的一个外缘式的观察，在中西比较的大背景下，从梁启超总结有清一代学术，首次使用了文献学古典学这样的新词语以来，实际上这些认识已经慢慢在国内学术界形成了一种共识，即清代的考据范式便是中国的古典学，它代表了传统学术向现代形态过渡的唯一路向，而新的学科建设也大致是按照这个模式来设计的。
内容提要：郭店简《六德》篇提出了三大法或六位的位分伦理学说。就竹书《六德》篇的三大法，李零曾说：‘立身大法三，疑指夫、父、君，即所谓‘三纲(夫为妇纲，父为子纲，君为臣纲)。
从天到大常，从大常到大法，这是一个纵贯下落的系统，然其实体并无二致，其涵义处于不断开展的过程中。从义理上来看，笔者认为，君为臣纲云云三句，是纬书的作者走向极端，而追求伦理自我异化的结果。而如果三大法的说法仍然无法消除人们心中的疑虑的话，那么大常或天常的说法应当完全可以消除他们心中的这一点疑虑了。随后，我们才在董子的相关著作中发现了三纲一词。《白虎通》进而用声训的办法来阐释其义理，云：纲者，张也。
此处的外内，以亲疏关系或门内门外言之。设若舜不能弃天下如敝屣窃负而逃(《孟子·尽心上》)，做到子子一项，那么即使他完美地履行了天子的责任(君君)，也不能称之为儒家的君子或圣人。针对《周易》的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一句，程颐提出，须是直内，乃是主一之义[3]168-169，学者须是将敬以直内，涵养此意，直内是本[3]149。
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3]351认为能够静心之人可以通过做学问来知晓是非，并遵循着天理不断取得进益以至于对形而上的道有所体悟。反过来，仁本身便是如诚一般本体性的存在，识仁是在本心上所作的工夫。主一无适与敬如何发生关联？二者有何关系？有学者认为，主一就是主敬，二者不必详加区分⑥。
或曰：‘释氏地狱之类，皆是为下根之人设此，怖令为善。且欲涵泳主一之义，一则无二三矣。
） ③ 彭耀光教授认为，心有知觉感通之本心和思虑意欲之习心，而程颢所言定心，是定感通遍照的本心，是跳出习心的羁绊去以无分别相的心境做工夫。不加区分地提倡静坐以至于提倡极度的虚静是不可取的。《周易》坤卦《文言》曰：‘直其正也，‘方其义也。针对关学修养工夫的弊端，程颢提出识仁的方法来废止对人心的强制：明道语之以识仁，且以‘不须防检，不须穷索开之，先生默识心契，豁如也，作《克己铭》以见意[5]1105。
周敦颐的主静说，援释道入儒而多显佛道倾向;及至二程，在借鉴佛老思想的同时，又努力使理学与佛老两家划清界限，终在社会形成一股强劲的理学思潮。（《程氏遗书》卷第二）[3]17-18 关于《识仁》篇，前辈学者有诸多研究和讨论，并由此阐发程颢哲学之大旨。程颐还具体分析了几种常见的坚定心志的方式，如道家绝圣弃智式的屏蔽与外界接触，取消闻见之知;再如佛家坐禅入定式的屏蔽内心一切思虑。不同于周敦颐以诚为本而主静，二程以天理为本而主敬。
这样的背景下，不少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积极入世，自觉承担起谋求富国强兵、整肃社会纲常的重任，二程就是典型代表。闲邪存其诚，虽是两事，然亦只是一事。
二程之后，主敬修养工夫被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进一步提倡和发明。[3]61-62对主敬修养工夫的度作了补充说明。
宋仁宗嘉祐四年前后，张载致信程颢，讨论如何定性的问题。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屡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时有之[3]596。一种代表性观点是，立足儒家学派的正统性，认为周敦颐的主静、无欲等理论有走向释道二家之嫌，将整个理学领上了禅静消极的路径;从整个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主静在某些层面上不利于文化发展和历史进步①。又因为学者做工夫，一般会与其对本体的认知相关联，故而工夫论一般以本体论、心性论为其理论依据。又云：某自再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张岱年先生指出，周敦颐主静思潮产生很大流弊，不仅表现在学术上的醉心高深哲理的探析而忽视关系国计民生的实学的研讨，更造成国家的积贫积弱和经济文化的发展缓慢乃至停滞萎缩的局面，这种消极作用在近现代尤为凸显。
防检，是防范和检束自己，穷索，是尽力探索。因而，程颐提出，要想坚定心志，唯一的方法就是让心有所主。
但这两种方式程颐都认为是不可取的，因为无论是绝圣弃智还是坐禅入定，其实都过于理想化，就一如镜子不可能不观照万物一样，人心不可能不与外物接触并产生思虑。[5]542识仁观点源自《识仁篇》。
程颢还指出，学者不必远求，近取诸身，只明天理，敬而已矣，便是约处[3]20，进一步强调学者只需要做到敬字便可以明天理、复天理。与这种入世的人生相适应的修养工夫，必然是更为应世的、更为强调纲常的主敬。
定性一文归根结底，其所谆谆教导的，仍然是圣人之事，是儒者的现世努力，核心精神气象是归于儒的。主一，则既不之东，又不之西，如是则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则只是内。而在主讲人道的《通书》中，周敦颐又讨论了静的对立面动，提出慎动的主张：动而正，曰道。直到清代，张伯行在《二程语录序》中亦指出，二程最有功于后学的正是敬字，评价敬字可谓发是书之奥，约而尽矣，将二程哲学的最重大贡献归于主敬修养工夫。
其所谓定，讲的正是本心的端肃、肃敬③。孔颖达疏曰：言防闲邪恶，当自存其诚实也。
最后，程颢强调，虽然讲敬，却也不可矜持太过。定性观点源自《定性书》。
其实，主敬和识仁本就是一个圆融的过程。二程还提出槁木死灰论，认为虚静的极致，就是欲得如槁木死灰。
程颐不仅提出了闲邪而主敬的修养命题，提出敬是闲邪之道这一纲目式的总结，还具体说明了敬这一闲邪之道具体包含着何种工夫。静和敬也是中国哲学思想史上的重要概念，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道家便主张贵静，提出致虚极，守静笃的观念;以《尚书》和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则主张贵敬，并出现由敬天向敬德的转向。此后，主敬修养工夫成为儒家修养工夫论的主流，并在今天依然具有时代价值，成为近年来复兴传统文化的有力论据。这种对主敬修养工夫的赞扬，绵亘历代而不绝。
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内出。（参见彭光耀教授的《二程道学异同研究》一书，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97-98页。
故而二程提出，当主敬以克服主静之弊病：敬则自虚静，不可把虚静唤作敬[3]157，才说静，便入于释氏之说也。程颐论主敬，不仅讲明了闲邪的工夫，还引发出了主一无适的工夫。
如人有室，垣墙不修，不能防寇……不如修其垣墙，则寇自不至，故欲闲邪也。孔颖达疏曰内谓心也，用此恭敬以直内。